黄色被看作君权的象征，还源于古代哲学的“敬土”思想。《孔子家语》载：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康子（季孙肥）问孔子：旧闻五帝之名，而不知其实，请问何谓五帝？孔子说：“昔丘也闻诸老聃曰，天有五行，水火金木土，分时化育，以成万物，其神谓之五帝。古之王者，易代而改号，取法五行。五行更王，终始相生，亦象其义。故其为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。是以太皞配木，以木德王于天下，色尚青。炎帝配火，以火德王于天下，色配赤。黄帝配土，以土德王于天下，色尚黄。少皞配金，以金德王于天下，色尚白。颛顼配水，以水德王于天下，色尚黑。”孔子不仅以五行学说解释五帝的属性，还阐述了他们相应的色彩。其中“黄帝配土，色尚黄”，应为古代帝王尊崇黄色之根源。
社稷是古代帝王、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。明代所建的北京社稷坛中，按照方位存放有全国各地纳贡而来五色土，分别为东青、南红、西白、北黑，中央为黄，象征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。明清时期，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清晨，都会举行大型祭祀。如遇出征、班师、献俘等重要的事件，也在此举行社稷大典。这种“土为尊”的观点与儒家大一统思想融合，认为西戎、东夷、北秋、南蛮四方皆蛮夷，皆应由华夏中央统辖。黄与土、黄与地、黄与中央的相互关系，经过祭祀仪式神化和祭祀建筑强化，形成了中央天子与四方神祇的理论体系，并以此阐述中央帝王统领四方藩国的神圣性与合理性。
封建规制色阶别
唯我独尊帝王黄
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影响颇深。从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间的相生相克，到与之相对应的代表色（白、青、黑、赤、黄），从西、东、北、南、中的隶属关系，到由此派生的对应五常：义、仁、智、礼、信，以及与人自身联系的：肺、肝、肾、心、脾等，包罗万象。按相生相克及对应色，从汉武帝尚黄开始，理应：白、青、黑、赤……轮回延续。但到了唐朝，属土的黄色却渐被固定下来。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记载：初（之前），隋文帝听朝之服，以赭黄文绫袍，乌纱帽……至唐高祖，以赭黄袍、巾带为常服……一品、二品銙以金，六品以上以犀，九品以上以银，庶人以铁。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、黄，遂禁臣民服。
溥仪
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写到：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：琉璃瓦顶是黄的，轿子是黄的，椅垫子是黄的，衣服帽子的里面、腰上系的带子、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、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、裹书的包袱皮、窗帘、马缰……无一不是黄的。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，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，给了我与众不同的“天性”。溥仪11岁的那年，二弟溥杰和大妹进宫来陪他玩捉迷藏。期间，溥仪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，立刻沉下脸来说：“溥杰，这是什么颜色，你也能使？”溥杰急忙垂手立在一边，大妹溜到他身后，吓得快要哭出来了。溥仪斥责：“这是明黄！不该你使的！”兄弟二人从游戏伙伴瞬间恢复了臣仆的身份。
《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》卷之一百六十一条记载：明正统十二年十二月（公元1447年12月）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、紫、红、绿、青、蓝、白地青花等瓷器，命都察院榜谕其处，有敢仍冒前禁者，首犯凌迟处死，籍其家赀，丁男充军边卫，知而不以告者连坐。
古代宫廷不仅对生产色釉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手段，在使用上亦有不可僭越的清规戒律。清乾隆《国朝宫史》卷十七“经费一·铺宫”记载……皇太后、皇后用里外黄釉器；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；贵妃用黄地绿龙器；嫔妃用蓝地黄龙器；贵人用绿地紫龙器；常在用绿地红龙器；答应用各杂色瓷器；皇子、福晋用各色瓷器。
谕旨御制唯御用
以杜民窑冒滥折
早在1300多年前，唐代已经烧制出黄釉瓷器。其黄釉是以适量的铁为着色剂，在氧化焰中烧成，有低温黄釉和高温黄釉两种。低温釉的玻璃质透少许光亮，开小片纹，釉色有蜡黄、鳝鱼黄、黄绿等。高温黄釉是含适量氧化铁的石灰釉，在高温氧化气氛中生成三氧化二铁。到了明代宣德后期，黄釉技术已很精湛，已达到釉面莹亮，呈色均匀的水平。清代黄釉更为丰富，除明代已有的烧黄外，还增加了蜜蜡黄、蛋黄等。康熙蜜蜡黄釉层透明，釉色有深浅两种，深釉厚，浅釉薄，成品后有细小开片。
明弘治时期，以浇釉的方法将黄色施于素胎或白釉上，称之为“浇黄”。其颜色恬淡娇嫩，光亮如鸡油，又名“娇黄”或“鸡油黄”。到了清代，景德镇浇黄釉用“马牙硝、赭石”合成釉施于涩胎，常见有内外黄釉和外黄釉内白釉两种。色泽上有鸡油黄、姜黄、米黄釉等，后者是一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黄釉。其色淡雅，黄中泛白，因极似小米之颜色得名。淡黄釉是清雍正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从西洋引进，以氧化锑为呈色剂的釉料创烧出的一种低温锑黄釉。特点是釉层呈乳浊状，混而不透明。由于这种黄釉比传统浇黄更为浅淡幽雅，酷似蛋黄之色，又叫“蛋黄釉”。这些各种名堂的黄色釉瓷，包括黄釉粉彩、黄釉珐琅彩、黄釉素三彩、黄釉青花釉里红等，均为皇家御制和专用。
为防止黄色釉瓷及烧造技术外泄，在烧制黄釉瓷前，首先要得到皇上谕旨，要皇上批准烧制黄色釉种类、数量及所需费用。其次，要在指定的官窑由在册工匠制作。之后，成品派专人押运到宫廷。残次及色次品则全部送往京城集中销毁，不得流落民间。清乾隆八年（公元1743年），督陶官唐英曾奏“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，以杜民窑冒滥折”，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，押运京城处理。乾隆朱批：“黄器如所请行。五爪龙者，外边常有，仍照原议行。”色次品押运京城集中销毁，虽然浪费巨大，却在客观上形成黄釉瓷因存世稀有而珍贵。（文/杨柳青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